单新尧 2020级弘毅学堂人文科学试验班 国学方向
2020年的夏天，高考刚刚落幕，我正翻阅着武汉大学国学院的官网，因缘际会，点开了一篇记述于亭教授学行的文章，题为“予学子以学术滋养”。文中数句我至今仍可记诵——“老师是学生的接引者……如果知识教育不能向价值关怀、人格自律递进，如果教师不能对学生的思想、行为和感觉方式形成持久垂范，那么教育将毫无意义可言”。自那一刻起，一个稚嫩的心灵，便拥有了被“接引”的可能。武汉大学国学班的本科教育，久负盛名；我亦有着传承斯文的理想，自小便爱读古书。因此，在查阅了于亭教授所设计修订的国学班培养方案后，武汉大学，便成为了我唯一的志愿。
9月，我如愿负笈珞珈，拜读其著作，亲闻其学行，私淑日久。后来，得益于弘毅学堂国学班本科导师制度，我有幸成为了于老师的学生，亲炙其教。三年来，老师引导我立志，教导我读书，带领我从事研究和写作，指示我治学之正道、为人之正途。值此百卅校庆之际，学生谨以此文，记于亭教授言传身教之点滴，致敬恩师，致敬武大，致敬学者风骨，致敬珞珈山下的师者风范。
我想最先写下的，是课堂。
于老师常说，选择一份事业，自当以之为天职，不遗余力，精益求精。因此，无论是一天连续9节课的全力以赴，还是10年内8门新课的设计与讲授，抑或是以3000字的回复解答课程群中一句话的提问，在于老师看来，都是作为师者的本分，无足称道。我常与友人们笑谈，“值得景仰的学者，往往不乏其人。但于师是独一无二的，他不只是值得景仰的学者，更是教育家。作为学生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着——于老师是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在教我们，他甚至把做教育看得比做学问更重。”这学期，我旁听了于老师开给博士生的一门课，“清代小学研究”。课堂上，老师无意间的一句感慨，让我感触良多。“我本想讲讲‘章黄’，以见清学之承续与现代学术之转型，但我还没有准备好。”然而据我所知，于老师前几日刚刚在《武汉大学学报》发表了一篇关于“章黄之学”的文章，我一瞬间十分不解。但老师接着说，“写篇学术论文倒是容易，但如何讲给大家，我还要思考一下。”那一刻，我理解了，这便是于老师所选择并坚守的——“以教育为天职”。
在于老师的课堂上，我遇到过许多旁听的课友，其中一位是经管院20级的硕士学长。他曾向我讲述，当年他因为走错教室，误打误撞闯进了于老师的课堂，从此，便连续听了两年，直到毕业。疫情期间，有几周线上授课，那时，我的课友们总会百般索要腾讯会议的链接，并将于老师的课戏称为“精神食粮”，是非听不可的。
课前，于老师总会在教室的电脑上安装字体，只为呈现最精美的课件。课间，时有学生凑上讲台，有所请教，这时，于老师总是微微俯身，低头倾听学生的疑问。下课之际，同学们每每掌声雷动，以抒敬意，而于老师总是端身而立，深深鞠躬，以作回礼。课后，老师总会默默转身，将黑板擦拭干净，恢复投影等设备，并不忘嘱咐我们一句，“空调别忘了关”。 这几年，我听于老师讲过“中国思想经典研读”、“东亚文明的思想基础”、“早期文明”、“古文献学”、“训诂学”、“清代小学研究”，不出所料的话，我还会听上“海外中国学”，再听老师讲讲经学，甚至能连着四年听老师讲授《论语》。属文至此，幸甚至哉。总之，淹贯古今，博通中西，用来形容于师，洵非溢美。
接下来，我想写写老师的克己奉公、无私奉献，写老师那份“仁以为己任”的责任感。
“我希望大家，无论选择怎样的志业，都应有益于学、有益于人。”奉献、利他、创造——承担起建设的责任，这是于老师对所有学子的殷切教导，更是老师一以贯之、奉行不悖的准则。
在“古文献学”课上，于老师讲：“文献学是无我之学”。“无我”二字，我初时并不懂，后来跟着老师做项目，听老师讲述为学之甘苦，便也有些许明白了。在于老师身上，我所看到的“无我”，或许不只是“实事求是，无徵不信”的学问信条，还有“绝去名利之念”、弃小我而全大体的操守与情怀。在三年前的研究生院长论坛上，于老师曾以“为学术的人生”为题，自述了数十年的求学与治学生涯：自23岁起，于老师便加入武汉大学古籍所《故训汇纂》科研团队，成为项目的中坚力量，沉潜“故纸堆”三十余年。通过手抄、笔录、剪贴、制卡，集历代训诂资料之大成。《故训汇纂》即将成稿付梓之际，时为青年讲师的他提出另一大型集体项目《古音汇纂》的构想，并承担起项目的策划任务。于老师与宗福邦、陈世铙二位先生共同担任《古音汇纂》主编，22年韶华尽付，打造出一部上起先秦，下迄清代，源流并重，音义互见，汉语语音资料总汇性质的大型学术辞书。
初识于老师，我真的很难想象——这样一个识见新锐且极爱思辨、文质彬彬而学贯中西的有趣灵魂，竟能隐去一己之个性才情，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两部集体著述，不计名利得失，慎终如始。于老师曾说：“集中力量做大事，要求高度的奉献精神，消弭个人的个性，大家一起坐数十年冷板凳。我的人生历程、我所身受的奉献利他的教育，使我对人类的崇高目标高度认同，奉行不悖，从二十三岁开始，到今年五十多岁了”。在于老师身上，我真正看到了“以学术为志业”，更看到了一种“无我”的选择——不求闻达于世，但求有益于学。
教学和科研之外，于老师承担着大量的公务。作为学生，我每每见着老师卖命地工作，心疼不已。夜间路过文学院，我常常遇到一束明亮的灯光，透过半开的窗，与婆娑的树影交织在振华楼的墙壁上。那时候，我总忍不住打开微信，想提醒老师早点休息，但望着窗内端肃的身影，想起老师一向坚定甚至执拗的回绝，我便只能默默地低头轻叹，在焦急中拿起的手机又总是缓缓放下。在老师身上，我读懂了古书所言——“公家之利，知无不为”，“毋不敬”，“为人谋而忠”。
于老师曾对我讲：“自己的事儿不必那么上心，公家的事儿得卖命，这是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。我有幸遇到了这样的老师们，他们也是这么做的。”近几年，于老师兼任湖南省招生组组长一职，承担了武汉大学高考招生的系列工作。我曾有幸跟随老师前往长沙，亲眼目睹了他卖命的样子。作为组长，于老师在承担把控全局、整体规划、媒体直播等工作的同时，坚持要求自己每日、甚至每半日，亲自外出，至各大高中及宣讲会现场宣传。我曾尝试拦着：“或许老师白天留在酒店，准备些非您不可的招生事务，晚上就不必熬夜工作了”，但结果显然是徒劳的，老师总是地说：“我在这个位置上，凡事必须要挺在前面，不能只指挥不做事，而且要做得最多。这些，也是宗先生教给我的。”每次提及在长沙招生的日子，我总会忆起——烈日炙烤下，于老师笔直地站着，身上那件藏青的文化衫，被汗水打湿了大半，嘴角纵已微微皱起了干皮，亦不减谦和的笑颜，鬓边那数茎白发，在阳光中也愈发清晰可见。
我总是认为，这些能与于老师交谈的考生是幸运的。在当前高考分数和院校专业“等价交换”的普遍心态下，他们听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声音——追寻梦想，一个不一样的选择——成人，而不仅仅是成才。于老师在一次媒体直播中，阐述了武汉大学的教育理想：“我们从来都不把一个孩子当成一个知识工具去训练、当成一个技术工具去训练、当成一个螺丝钉去训练，他们必须要有成人的力量。因为他们将来是要赋予职业价值，而不是去找工作；他们是要利他，而不是利己；他们将来是要去创造财富，而不是谋生；他们是要有为别人提供爱的可能，而不是只让他人回馈自己。这就是一个优秀的文理综合大学，应该有的素质。”那天，我坐在演播室内旁听，其间数次泫然泪下。也是那天，我忍不住告诉了老师，自己选择武大，是读到了那篇文章，是因为其中一句——“老师是学生的接引者”。
“大学要服务社会，服务人群。在探索高深学问的同时，建立共享的文化，是我作为学者应当承担起的责任。”于老师亦会受邀参与公益讲座，正学以言，并以文化的力量，服务于社会民生。
此刻，我很难不忆起2021年研究生开学典礼上，于老师的一段演讲：“今天，当一代一代学生越来越斤斤于谋生糊口和成功之时，我们仍然一再坚持谈论大学的品格。什么是大学的品格？我们的品格就是大学的品格，而我们的品格自当在于与真理为友。我们的目标不是奔波于衣食，得逞于发达，不是青春年华就哀叹‘内卷’和‘躺平’，一身暮气地活着，或者争食。我们投身学问，是因为深知，我们注定为国家昌明和人类福祉承担知识和道义的责任。在这座校园里，无论是长者，还是青年，我们是同道，我们是伙伴，而不是貌合神离的乌合之众。我们守护的，不仅是‘为往圣续绝学’，而且还是国难当头之际国立武汉大学的传统，我们还要前后相继，以真理的名义创造新知。舍此，我们还能是什么呢？韶华易逝，人生苦短，所为何来？难道不是为了振兴国家，造福人群，用求索和创造荣耀真理吗？诸君不妨一思。”
“人类一切学问，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。”于师其人，给了季刚先生此语一份最好的诠释。
认真与庄敬，亦是于师显著的特点。在去敦煌游学的航班上，任老师向我分享了这样一个场景：“那时仍是武汉大学国学院筚路蓝缕的日子……有一日傍晚，于老师和我要赶在银行下班之前办理一项事务。我们急匆匆地过去，紧赶慢赶地排队取号，总算是没耽搁。这时候，需要于老师签署一份文件。我本以为如此忙乱之中，他会用柜台的圆珠笔随手一签，但于老师却端坐下来，拿出随身携带的钢笔，一笔一画，工工整整地写下‘于亭’二字。”我自是常遇到这样的场景，一时难掩欢欣。任老师遂戏言：“还有一点，名字笔画少是先天优势。当然，这是玩笑。不过从那时候起，我就理解了于老师的精益求精，无论何事，从不敷衍。”于师身兼多职，但无论教学、科研或是处理公务，总是一丝不苟，竭尽全力——哪怕签署一份文件，写一段评语，亦会端身正坐，旋出最喜爱的钢笔，认真书写。
于师“毋不敬”的处事之风，“居处恭，执事敬”的庄重优雅，在了无仪态的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与众不同。若能在珞珈山的某个教室、某个会场偶遇于师，则必然会欣赏到一抹令人肃然起敬的风景。我的朋友们总乐于向我“炫耀”他们的见闻：“我今天中午见到了于院在拥挤的教五下楼时，伸手示意学生先走的绅士美。”“招生的会，我发现于老师是听的最认真的。”“于老师的PPT也太美了！”“于老师的小桌板摆的好齐啊，左面是水杯，中间是笔记本，右面是笔，右上角是眼镜。椅子是带轮子的，我们都坐得很斜，而于老师坐得特别正。”如此的转述，我常常听到，但能准确记下的细节却仅剩这些。或许是于老师日日如此，我便疏于留心了，如今提笔，亦不免悔恨。
此时此刻，我尤为想记下的，是于师对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月前，师哥师姐们陆续回汉，拜望老师。席间，于师每每谈起往事，满座皆欢。我也因此旁听了不少师门故事，只觉师生一堂，谈笑风生，人间至美亦不过如此。此刻，我总能忆起许多相似的画面：夜幕下，我们三五相伴，簇拥着老师，共同走在街边。那时，隐在树荫中的路灯总会洒下暖黄色的柔光，穿透梧桐的枝桠，伴着笑语欢声，映出于师少年般的剪影。
作为弘毅学堂的学生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于老师对人文班同学们的关心和呵护。老师曾为20级人文班讲授过三门课程，与大家尤为相熟。每当同学们学有所疑，或对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有所困惑，总会向于老师求教。纵然公务繁忙，老师永远都不会拒绝他的学生，永远乐于给我们最明智的指导和最及时的帮助。一年前，全校因疫情而封寝，老师夜以继日地守在文学院宿舍楼下，却依然不忘了问我：“人文班的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，我可以在外面买些，抽空给你们送去。”每晚回到办公室，操劳一日的于老师总会再多说几句，引导封在宿舍的我们，彼此扶持，互相鼓励，共同建设，共同更好地面对现实的一切。于是，我们一起建了共享的表格，统计每个寝室每餐饭的需求和数量，以期减轻老师们的工作压力和餐食的浪费；我们将每层的盒饭垃圾收拾在一起，以保持楼栋的清洁；我们互相分享宅寝期间的图册，彼此关怀和支撑，互相交流所思所见，彼此辩驳和论难……我想，于师若是知道这些，必然也会有些许欣慰吧。21级人文班“中国思想经典研读”期末考试后，我的学弟对我说：“姐姐有空，一定帮我转达对于老师的感激和敬意。我写字时手会出汗，为不渍湿答卷，我拿了一张空白A4纸垫在上面。当时，协助监考的学姐以为我在抄袭，收走了那张纸。于老师并未立马指责，而是看到了我的窘态，随即理解了我的举动，而后当场将那张纸还于我，使我免受抄袭的质疑，并能继续安心考试，专注答题。”前几日，于老师挑选了家中十二箱旧书，准备送给弘毅学堂，放在读书吧，给需要的同学们读。收拾书籍的时候，于老师将其中两本语言学相关的著述递给我，让我转送给人文班一位正在备考研究生的朋友。这些时候，我总是很受触动——于师对学生们，永远是毫无保留的好。
“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会先给宗先生打个电话，提醒老人家别感冒，再在课上和大家说一句，天凉，多注意保暖。”两日前的文献学课上，于老师对在座的学生们如是言道。“老师不就是要为学生卖命么？否则还要老师干什么。你们成才，比什么都好。”于老师常常这么说。
写到这里，我或许早该写下于老师对我读书为学的教导了。但正如于师每每拷问读书、学业和文章项目之际，我面色惨白的样子。此刻，想到要写下这些，我一如往昔战战兢兢。
于老师自教我以来，便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了我严格的训练：其一，古典语文素养；其二，外语能力；其三，研究和写作的能力。于师一向注重原典，每学期都会布置我阅读相应的经史传注，自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程氏易传》而及于《毛诗正义》、《汉书注》、《尚书注疏》等等，老师总会尊重我的兴趣和能力，引导、鼓励并督促我不避艰深，直面古书。然而，关于我完成了多少，我总是谈之色变，羞于启齿，亦不敢公之于众。大抵有善始者繁，能克终者寡。每每想起老师的耳提面命——“一日一卷怎么会读不完”,“让你读The Norton Reader你也没读完，这都一年多过去了”，我都会为自己的懈怠和浮躁羞愧难当，后悔不已。我生性跳脱，兴趣广泛，又急于事功，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学生工作的琐事上，虽能照顾课业，却常常荒废了读书。对此，老师一向鼓励我参与学堂的建设，却又总会及时而严厉地告诫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将来才能有利他之力。学不及精，而多行小慧，以干世务，行之不远，于事无补。不要习焉不察，形成浮躁轻薄的学风。”
“任何学问都应起于博雅的视野”，于老师在讲给研究生的文献学课上如是说。“博雅”一词，于老师日日提撕，这不只是老师的教育理念，亦是老师自具的气质。在严格要求我阅读古书的同时，于老师总会为我推荐西方文学和艺术经典，期望我视阈博雅、内心宏阔而有条贯。但我却远未到达老师的要求，亦曾被老师批评读书偏颇，限于功课知识，不透彻，不开阔，思考和感悟纷杂凌乱。“博雅”，亦是于师所言“成人教育”之关键。大三的时候，我曾有幸拜读了于老师的一篇研究报告，题为《肩负时代使命，重振文科教育——武汉大学“新文科”教育改革框架》。报告提出并设计了以博雅教育为核心，以成人教育为旨归，以“点”的教育为路径，以整体视野和学科交融为框架，融合古典传统和时代智慧、融合博雅气质和专业素养的新型文科教育。读毕此文，惊叹之余，我对当下自身所承受的教育，拥有了理解、审视与检讨的能力。因此，在小余老师“写作与沟通”一课的课堂研讨中，我与人文班的友人们分享了这篇文章，我们藉之而理解何为“博雅”，何为“成人教育”，并反思我们的当下，反思我们自身。我们终于明白了“人文班”承载着什么，明白了我们自身又承载着怎样的理想。至今，朋友们仍对此文有“相见恨晚”之叹。我们愿意相信，相信这样的理想是一种可能。因为我们看到了，于师所写不只是理想，更是自己一直在践行的教育。
最后一定要记下些的，是于老师带领我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点滴。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，我便大胆地告诉老师，想在老师的指导下申报一个大创项目。那时，我既无相关基础，亦无前期准备，而截止日期却仅剩月余。于老师与我交流后，对我说：“为何要这么着急呢？你们可以明年再申。读书为学又不是炒股，非赶这一次不可。”“但你们仍然要紧锣密鼓地讨论，不断提炼想法，贯彻自己的目标，同时，团队成员形成比较好的协作模式。”如今，两余年过去了，我庆幸自己听从了老师的劝导，亦惭愧于当时的急功近利、浮躁冒失。后来的数月，我们自己尝试读了些原典和专著，也陆续换了些方向，老师都未曾首肯。于老师说：“我还是想给你们扎实的训练，做出些坚实的东西。让我再想想。”最终，老师将项目选题拟定为“清代《五方元音》系韵书的文献整理、数据库建设和综合研究”，期望我们在校勘整理的同时，展开文献学、韵书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的相关研究。
2022年的夏天，窗外下着不小的雨，在振华楼的办公室内，于老师坐在那把黑色的扶手椅上，一点一滴地教我如何推进项目，开展研究。老师讲了他对项目的设计，讲了可供开拓和探索的方向，讲了他预期的成果，讲了研究的步骤和方法……当时的情景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或许是那日的前一天，我刚因说话骄纵无礼而被老师训斥，如今忆起这些，仍不免紧张愧疚，却已然知晓老师教我待人接物的良苦用心，更是深深感受着老师对我的耐心、爱护和包容。暑假后，我将项目申报书发给了老师。在我忐忑难安地度过半日后，老师竟破天荒地夸了我：“写得挺不错的”。后来，在老师的指导和督促下，我们的项目相继获评“国家级”和“国家重点”等级，成为了武汉大学唯一的人文社科类国家重点项目。数月前，我们完成了结项答辩，成为了武汉大学三项国家重点项目中唯一的“优秀”结题。
于老师曾严肃地告诫我：“我带你们做项目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训练你们从事研究的能力。我不希望你们做大创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得些资源，或者在未来的竞争中多一些漂亮指标。”因此，我至今仍不敢面对于师对项目的拷问与对成果的反复审核，因为我知道，自己所做到的与老师的要求相去甚远。一路走来，我曾怯懦于是否参与国家重点的竞争，曾质疑过项目工作本身的意义，亦曾对着数万生僻字哀叹自己是不是上辈子干了“焚书坑儒”的事……但每当我彷徨无助的时候，老师无论多忙，都会立马抽出时间，耐心教导。无论是学理的讲授还是学风的鼓舞，无论是奖励还是批评，于老师一直在用各种方法，牵引我向上。
这些年，于师很是注重对我写作能力的训练，包括学术文章和各类功能性文体。我的案头，一直放着那份于师为我批阅的学年论文。文章数十页，每页页边均布满了老师秀雅古劲、端方大气的钢笔字。我曾数了数，老师一共用了四种颜色的墨水，且色调和谐，布局精致秀美。我曾感慨：“忽略我所写内容的话，于老师批阅的论文，好似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美不胜收。”后来，我也获评了“弘毅学堂优秀学年论文”，但我从未敢有矜伐之心，亦清醒地知道，按照老师对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要求，自己可谓百不及一，任重道远。过去，我时而会为院校媒体写些稿件，不免沾染浮华之气。于师曾提点：“平实朴雅，言之有物，实事求是，就是好的文风。”我深以为然，亦在此后时时警醒，不为哗众取宠之事。
我一向素食主义，但又常常不与人言，以致身边师友鲜有知晓。然而，于师似乎从认得我开始，便注意到我的习惯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每有宴席，于师总会嘱咐一句：“给新尧点几道素菜。”
后来，到了我思考毕业去向的时候。一个周六的上午，于老师在主持完一场讲座后，与我谈及此事。那天，我第一次看到了老师为学生们忧心劳神、眉头紧锁的样子，心疼不已。如今时过境迁，我仍不知道应如何面对那段推免的经历，但我知道的，是我的老师永远想把最好的给我，给他的每一个学生。
我常常任性、浮躁，又爱胡闹，但幸得于师耐心、宽容，从不放弃对我的教导。于师教我心怀高远，志存闻道；教我成其所是，成为自己。于师教我读书，教我学术，教我“实事求是，无徵不信”的学问信条，教我“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的为人之道，教我“居处恭，执事敬”的端庄和坚守，教我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的克己和慎独。于师教我“为人谋而忠”，教我承担建设的责任，教我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……在“早期文明”课程群中，我曾以“珞珈山六栋的野生稻”作为昵称，而于师的教导，便是接引我的那束光，我亦向着光，自始至终，向上生长。
我一向知道，于老师有着一份教育的理想。此刻，我亦有一份理想：希望终有一天，我的老师也会在我的身上看到——他的理想，已不只是理想。
